日前，大型文學期刊《收獲》迎來創刊55周年。在新媒體時代的競爭和擠壓下，《收獲》頑強而堅定地成長著，不趨時，不媚俗，不跟風，堅持文學的獨立品格和純粹性，實在不易。

　　堅持文學的獨立品格和純粹性是立足之本

　　對于從《收獲》起步走上文壇的作家們而言，他們更看重《收獲》對于新作者的重視。從維熙特地趕來上海，表達自己的感恩之情。1981年，從維熙根據他在下放勞動中的真實經歷寫出《遠去的白帆》，投給北京一家刊物后卻遭遇了退稿。巴金看到這篇小說后馬上拍板在《收獲》的重要位置刊發。“巴老為我文學這創作的重生點了一把火，也使我堅定地在文學這條路上走下去”。從維熙說，從此他選擇把重點作品在《收獲》上首發。

　　新時期以來，《收獲》刊發的作品，表現了幾代作家以極大的勇氣直面現實，批判和反思的精神。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高揚，呈現了對人性覺醒的探索，在理想和現實間選擇的兩難。《蹉跎歲月》、《人到中年》、《人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贏得了廣泛共鳴。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簡寫本”的《收獲》，還是新人亮相并為文壇矚目的最重要的舞臺。從20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收獲》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進行了敘事革命、語言實驗和生存狀態三個層面的探索。

　　余華說，自己有3/4的小說發表在《收獲》上，不能說自己是在《收獲》上發表小說最多的作家，但比例肯定是最高之一。莫言沒有趕上“先鋒作品專號”，但莫言在《收獲》上發表的作品相當多，莫言說：“1985、1986、1987年，這3年是我寫作的一個小高潮，我相當部分中短篇是在《收獲》上發表的。這個時期也恰恰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高潮，一大批年輕作家冒了出來，出現了許多風格化、個性化的作品，徹底擺脫了‘文革’前后的文學觀。”

　　學者們關注到，《收獲》的編輯理念是它在今天的多媒體時代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孫颙記得，巴老對《收獲》的題詞是“把心交給讀者”。巴老希望《收獲》由讀者養活。有讀者看，雜志就有生命力。巴金堅持新時期的《收獲》不登廣告。他大概早就意識到經濟對文學對文化可能產生有利和不利的影響，他要為中國的文學界文化界保留思想文化的凈土。

　　半個世紀以來，《收獲》隨著時代的腳步常變常新，但也有它始終不變的東西，那就是對新文學精神的倡揚。從某種角度講，“變”會讓一個雜志跟上時代的腳步，而“不變”中又能看出一個雜志的成熟大氣，能夠看到一種文化積累的韌性。學者周立民指出，《收獲》是國內最早取消了行政撥款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的文學期刊之一。不放棄理想，不向商業化文學低頭，充分地利用市場條件，化不利為有利，以自己的方式高揚了文學理想，《收獲》的探索和成功經驗應當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展和繁榮文學期刊和文學事業的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范例。

　　傳統文學期刊搶占電子閱讀市場面臨三大難題

　　2012年第六期《收獲》發表賈平凹新作《帶燈》后，很快，龍源期刊網上只需花6元便可閱讀整本期刊。

　　如果你是讀者，會花15元去報刊亭購買一本《收獲》，在淡淡的墨香中品味引人的故事呢?還是愿意打開電腦，輕點鼠標在屏幕上瀏覽同樣的情節?

　　無論哪一種答案，都不能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電子閱讀市場的拓展，將是所有紙質出版物面臨的重大挑戰，包括近年來尤顯生存窘境的文學期刊。今年《紐約客》的財務報表顯示，電子閱讀的收益已經超過紙質媒體。而中國，僅以作家出版社為例，今年與中國移動的合作，已使成百上千的作家受益，甚至有些作家的電子閱讀市場收益遠遠超出其同名紙質出版物。

　　《收獲》執行主編程永新說，著作權不明晰，文化生態環境不凈化，中國的數字出版和電子閱讀無從發展。

　　他的說法代表了很多文學期刊的顧慮。

　　即便歸屬于北京出版集團，《十月》常務副主編陳東捷也依然憂心忡忡。據悉，集團在北京設立了數字出版平臺，《十月》在此平臺上有獨立空間可以操作，但是目前仍沒有開始付費閱讀。“版權操作難度不小。”

　　陳東捷指出，目前國內數字出版尚處于創立初期，許多方面還處于無序狀態。一方面，數字媒體產生的真實收益難以掌控。另一方面，多家網站、論壇存在嚴重的侵權行為。但數字媒體成為一種重要的出版平臺，已是大勢所趨。將來《十月》有可能自己在數字平臺上做電子閱讀的拓展工作。

　　雖然目前已有一些電子閱讀方面的合作，但是在與《知音》、《家庭》等期刊的同臺競技中，傳統文學期刊的競爭力在偏重通俗與大眾的網絡平臺上似乎不顯優勢，如果不用心運作，很容易被淹沒在浩瀚的期刊叢林中。《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介紹，《人民文學》(包括外文版)在開發電子閱讀市場方面，與蘋果公司、中國移動、亞馬遜網站等的合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有些已簽訂合同，2013年將會有《人民文學》電子版，可以方便讀者電子閱讀和在網上購買刊物。

　　程永新說，此前他們與國內一家期刊網簽訂5年合同，規定刊物出版后全文刊載于網絡，期刊網每年支付一兩萬元稿酬。這種合作客觀上擴大了文學作品的影響力，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的監督，無法確認作品在網絡的點擊率，且所付稿酬遠遠比不上《收獲》為作家支付的稿酬標準。

　　問題接踵而來。一是作家覺得對刊物的授權僅限于紙質媒體，電子版應是另外的交易；二是很多兄弟刊物不打招呼，隨意選載，使作家和原刊的權益受損；三是來自發行部門的調查顯示，電子閱讀的開發對紙質刊物的發行造成一定損失。

　　程永新說，如果文化生態環境不能徹底改善，將影響到電子閱讀市場的開發。文學邊緣化的事實，使文學刊物早已失去20世紀80年代呼風喚雨的號召力。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對讀者、對圖書市場都帶來一個刺激，但是文學邊緣化并不會因此而有任何改觀。而從整個文化、圖書出版市場看，文化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程永新表示，純文學雜志要努力學習電子出版這方面的知識，這是大的趨勢。

　　走向數字出版，傳統文學期刊的閱讀對象也將面臨年輕一代的選擇。《十月》、《人民文學》、《收獲》在關注年輕作家方面都做出努力。

　　“巴金編輯思想的核心就是出作品出人，這是《收獲》永遠也不會改變的。但在新媒體時代，《收獲》也需要在電子閱讀和經營方面跟上時代的變化發展。”程永新說，《收獲》刊登了年輕作家七堇年的小說，她的粉絲們紛紛詢問哪里有電子版可以閱讀。這其實也是《收獲》一向推崇的，即“時刻保持敏銳，時刻注重觀念更新，時刻奉獻文學的頂尖之作”。

　　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傳統文學期刊面臨的生存問題或許越來越多，但正如施戰軍所言，刊物最終還是要“用作品說話”。網上閱讀可能會與紙面閱讀分庭抗禮，并慢慢顯示強勢，紙質閱讀卻不會消失，文學期刊依然是作品發表和讀者閱讀的重要平臺。